气度端凝 权衡圆融——张廷玉行楷书轴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他幼承家教，聪慧过人，十岁即能诵《尚书》、《毛诗》。康熙四十二年（1703），“蒙御试清书一等第一，授翰林院检讨”（张廷玉《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因表现持重得体，给康熙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张廷玉成为皇帝的贴身“秘书”。雍正登基后，见张“气度端凝，应对明晰”（同上），迅速升其为礼部尚书，让他参与机密要事，褒奖其“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张廷玉最嗜饮茶。雍正将地方精选进贡之茶赏赐给他，一月之中必有数次，最后竟到了“名曰君臣，情同契友”的地步，君臣关系之近可想而知。张廷玉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任清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是清文人封伯、封侯之始。他居官50年，掌词林27年，主揆席24年，世所罕见。雍正更是遗诏张氏他日配享太庙。生前风光无限，死后备极哀荣———有清一代，汉臣中仅此一人而已。
　　张廷玉生活在一个以董字为中心的时代。具体来看，康、雍二帝偏爱董其昌，乾隆喜赵孟頫。这样一种氛围，势必引导很多举子以董、赵为追摹对象。张的家庭也是董字的天下。其父亲张英是康熙年间大学士，特别推崇董书，书风近董其昌，所著《聪训斋语》中评：“董文敏书，大小疏密，于寻行数墨之际，最有趣致，学者当于此参之。”这就决定了张廷玉的书法不会脱离董字的疏朗、秀逸风格。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张廷玉行楷书轴（见右图），为绫本，纵187厘米，横41.4厘米。此轴书七律一首。从整件作品来看，字形近10厘米见方，笔笔不苟，一丝不懈，功力非常深厚。除了极个别字中间有一些牵丝之外，字字独立，不相连属。此轴章法布局较疏朗，从纸面上看非常干净，明雅匀和，浓墨重笔，显得很有精神。作品多见侧锋，几乎每字入纸皆如此，已成习气。张氏做京官50年，做人循规蹈矩，书法亦讲法度，笔笔用心，字字有形，却也能做到行云流水，兼有庙堂之气。从此作中能充分感受到张氏的精心。该轴字迹不偏不倚，始终如一，难见心绪变化，可见他谨小慎微的性格特征。
　　从流传下来的书作看，张氏以董字为根基，书体多以行书为主，字形大小变化不大，结字具有董字右上耸肩的特点。张学董最终又不局限于董，结字处理结合赵子昂之法，演绎为宽博之势，不失为一位功力深湛、修养全面的书家。但他并不以书法名世。然而装裱机从一个纯粹的书家角度来讲，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个性问题。然而从他所处的环境来说，一切又都无可非议。他是一名“宫廷书家”，作为书法家的张廷玉和作为政治家的张廷玉无法分割。他的书风，是时代、家学、仕途等各种因素决定的。张廷玉能够得到诸多青睐，书风与皇帝相近自然是一层重要原因。遇到雅好翰墨的皇帝是好事也是坏事，相近的书风更容易接近，但一不小心，也可能大祸临头。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做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张廷玉平生深通“为臣之道”与“保身之术”，一生谨慎。读张氏年谱和传略，可见其做人状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周密小心，不图虚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他每日注重静心养神，克己恕人，韬光养晦。他曾留下遗训：“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到了乾隆执政之后，对于像张廷玉这样的前朝重臣自然有戒心，但乾隆也写诗称赞他：“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缮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虽然高处不胜寒，但张廷玉却有装裱机本领在高层政治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地，并且步步高升，成为清代文臣中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张廷玉对清廷政治制度的最大贡献是完善了奏折制度与军机处的运作规则，策划军国大政难以数计。他曾担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御选物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雍正实录》、《明史》、《国史馆》、《清会典》等总纂官。回顾他的一生，除了日常文字秘书工作之外，他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具体事迹。然而，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不贪功为一己私有，才能被清初三代英主视为股肱。
　　张廷玉的出生地桐城人杰地灵，“桐城派”名震天下，出现了姚鼐、方苞等一批杰出人物。张廷玉同样才华过人，文思敏捷，博闻强记，笔墨过硬，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他于康熙四十三年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表现出出色的才华。据有关资料记载，皇帝“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澄怀主人自订年谱》）；他“辰入戌出，岁无虚日”（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晨夕内值，宣诏不时……每奉密谕，筹划机务，羽书四出，晷刻不稽”（近代徐珂《清稗类钞》），“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对诸语，归时灯下蝇头，书于秘册，不遗一字”（清葛虚存《名人轶事》），“裁拟谕旨，文采赡备”（清昭梿《啸亭杂录》）。他主事干练，人事畅达，能将各部院大臣、司员、胥吏的姓名、籍贯以及何年科举、何年入仕准确地说出来，犹如一个“档案库”。
　　就张廷玉的书法而言，时代背景和性格因素的烙印十分明显。从这件作品说开去，“书如其人”的话题必须再次提出来。一些人可能会反驳这个观点，认为未必如此。人品与书品、人格与书格的关系的确存在不确定性，不可能完全一一对应。但回过头来想一想，几千年的书法史中，又能找出几个特例呢？特例是有特别原因的，因而还要看大多数情况。“书如其人”中的“人”，严格来说，不能解释为“人品”，而应是指“人性”。人品和人格只是人性的一方面，这样就可以解释个别“人”与“书”不相符的情况了。人品可以伪装，但人性掩盖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