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甘肃】传统装裱师：书画艺术生命的延伸

　　有人说“三分画，七分裱”，装裱的质量关系着作品整体的品相和存续时间。若装裱考究精当，可使书画作品增辉添色，否则，会减弱作品的艺术气息。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书画装裱师在承继这一古老技艺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含量，甚至开始尝试开启更多的传承模式，给手下的每一幅作品留下更多艺术的韵味和生命尊严。

　　8月初的西北师范大学校园内，美术学院的画室和张文军的装裱工作室并未受暑期的影响，依旧人来人往。

　　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来装裱工作室的人大都与主人没有多余的对话，只是安静地放下作品或者拿上裱好的作品，稍微瞄上几眼，转身就走。张文军解释说：“书画的主人将期望与信任交与我，我在装裱的过程中同样没有辜负。”

　　因为要参加一个重要的画展，有“范飞天”美誉的画家范兴儒老先生将它的新作《飞天追梦图》习惯性地托付给装裱师亦是老朋友的张文军。

　　虽然二人已有15年的交情，但这次范老先生对自己的作品竟失去了应有的自信。首次尝试大面积使用加了胶的矿石颜料作画的范老先生，在听到张文军电话那头说托裱后确实有脱色后，老先生打了车匆匆赶来看画，几分钟后，他紧锁的眉头逐渐展开了，赞叹道：“颜色太漂亮了！”

　　“装裱作品常常如坐针毡，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早已习以为常，但凡遇到残损严重的古旧字画修复，更是压力空前。”张文军有感而发。

　　隔壁画室的学生，相继送来几幅同样画面的工笔画作品，技法的优劣显而易见，但张文军并不妄言，“我只做好装裱，作品不该存在高低贵贱、孰轻孰重。”

　　在范兴儒老先生的眼里，“文军文化修养高、人品好、技术过硬，甘肃省怕是没有第二个”。

　　文化修养对于传统书画装裱行业来说，是长久以来的软肋。一些装裱匠人仅从技术得到传承和学习，便可凭此谋生，使得装裱停留在手艺“活儿”的层面，对装裱之外在艺术上的追求下的功夫不够深，缺乏和书画艺术相得益彰的文化元素。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兰州，从民间传承的角度来看，装裱师自身文化素养的缺失，造成了这一行业确实存在代表性人物不多的现象。

　　就兰州而言，从书画装裱可考的《淳化阁帖·明拓肃府本》来看，从事书画装裱的匠人从那时开始，极有可能涉入兰州本土这个行业了。

　　在张文军的记忆中，师傅陈一珀出身于家传有序、绵延了六个多世纪的书香门第，又在其父亲——我国当代著名书画家陈伯希的熏陶下，自幼研习书画，文化底蕴深厚。在与师傅耳濡目染的交往中，张文军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除了要有扎实的技术基础，还应该用丰厚的文学修养、系统的专业知识来滋养自己的“技”外功夫。

　　离开师门后，张文军于2007年赴北京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第一期古籍修复培训班，师从国家级古籍修复项目传承人杜伟生、张平两位老先生，并在空闲时间到琉璃厂找书画装裱业同行中的佼佼者交流学习。

　　这一次的学习经历，让张文军眼界大开，并促成了两年之后再次赴京参加第一期古籍修复提高班之行。取经，打开了他对装裱艺术的另一个世界，他先后又到重庆、天津等地学习。

　　中国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术是完全利用传统手工工艺，以宣纸、绫绢、浆糊、国画颜料为材料，以鬃刷、排笔、马蹄刀、水油纸、酱油纸等为工具，通过特有的程序，包括洗、揭、补、托、全、镶、覆、装等内容，完成的书画装裱修复工艺。

　　装裱的作品包括中国传统的册页、手卷、立轴、对联、镜片等，利用传统技术装裱修复的书画作品可达到平、软、薄、光的特点，并能使书画作品延年益寿。

　　尽管书画装裱在我国历史悠久，但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并不多。据最早记载，南朝宋的宣城太守，《后汉书》作者，著名史学家范晔，是我国装裱史上早期的装裱名家。

　　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和历代名画，同时推动装裱技艺发展迅速，后流传日本等国。

　　到了北宋，宋徽宗设立画院，装裱家列入官职，成为文思院六种待招之一，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宣和裱”(又称:宋式裱)的格式。这标志着我国书画装裱技艺传入民间，特别在明、清五百年间，装裱技艺成为设店裱画的专门行业，在江浙、北京、上海、广州、两湖、开封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驰名中外的书画装裱店铺。

　　上世纪5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装裱业一度衰落。后来，一些文物单位设置了书画装裱机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书画装裱业一改往日沉寂，从业人员大幅增长，在装裱工艺及用料方面，亦进行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探索与改革。

　　近年来，传统手工书画装裱受到机器胶膜装裱的冲击，兰州市场遭遇萎缩。曾经在是否要改作机器装裱的诱惑面前，兰州艺宝堂主人——汪波几经徘徊，终于下定决心，坚持走传统之路。而这期间，在雁滩古玩市场开装裱铺的阎良则选择了放弃，开始经营起画廊。

　　从1995年开始，入驻西北师范大学装裱室至今整整20年，泊远轩的主人张文军始终不忘初衷，坚持走传统装裱之路。

　　这个装裱工作室1986年创办，前后陆续七八次易主，传到张文军手里时， “墙的两米以上是黄的，表明这个区域没有裱过画，也就是说之前这个装裱室就没有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张文军说，看到这些，他莫名地陷入到深不见底的恐惧中，但同时，也似乎感觉到了空气中流动着的希望。

　　张文军拿出一沓发黄的笔记本，虽然款式各异，可功能只有一个——书画装裱登记簿。粗略算来，20年间，经其手装裱的书画作品已有5万件左右。作品时间跨度唐宋元明清至今，作品种类从最珍贵的孤品到现在最普通的幼儿绘画。

　　张文军说，这些年来自己没有特别深刻的感受，下个阶段也许更精彩。但是非要说一个，那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分内工作，宁可做行业标杆的出头鸟，也绝不委曲求全违背行业操守。

　　“这些想法得到了我国古书画修复第一人徐建华老师的认可，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装裱室区别于其它装裱室的地方。”

　　据估算，目前，兰州市从事书画装裱者中80%左右从事机器装裱，不足20%依然坚守在传统手工装裱领域。2010年，汪波在安宁区主干道临街租了个50多平方米的商铺，每天的客户络绎不绝，也有人会因为价格的问题，拿着作品离开。

　　汪波与张文军年纪相仿，都是人到中年。两人的性格中，前者偏感性，后者偏理性，但都同时具备着书画装裱师突出的特点——有耐心。

　　在传统书画装裱这个行业里，师带徒的传承模式作为主流流传至今。上溯到张文军的师父陈一珀，其师承敦煌人李福。因为家传源远，李福为国画大师张大千裱过画，并受其青睐。陈一珀的父亲陈伯希大概看中了老先生的过人之处，遂为长子选择了拜此人为师，为今后谋得一技之长。

　　“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有，但很缺乏。”张文军说，造成这种急剧萎缩局面的原因是，高校设置专业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层面的需求出发，去优先培养那些社会紧俏的实用型人才，而对于一贯以锦上添花为特点的书画装裱行业来说，这种后续力量的积淀显然并不占优。当年同张文军一起学习装裱的师兄弟足有百余人，但现在改行者十之八九。跟随张文军学习传统手艺的学生现在掐指算来也有十余人，但凡坚持下来的，状况还都不错。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有学校开设了书画装裱职业技术培训模式，以及高校引进项目进行学术化学习。据悉，在山东书画装裱职业技术学院、南京莫愁职业学校及辽宁、河南等地的院校也都开设了装裱技术专业。中山大学甚至将在2015年开始招收“古籍修复与保护”专业硕士研究生。这对于全国古籍收藏达到5000万册，专业古籍保护人才仅约有900人的现状，是一个能看得到的解决途径。

　　“在人才方面的探索初见端倪之后，书画装裱元素的及时更新，对于行业内的装裱师来说，也要有相应的敏感度。”张文军如是说。

　　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前，书画装裱注重的是他的居室性，但之后，随着展览的增多，大多为西式风格的展厅，更适合白色的装裱材料，于是，这种被过去视为丧葬专用的不祥之色渐渐开始登上大雅之堂，甚至进入平常百姓家。这种装饰材料色彩上的突破，是大众情趣及审美文化变化的必然结果。

　　要跟得上形势的变化，也要有对装裱艺术内核的执着坚守。为此，张文军举例说，传统书画装裱的三个特点就是它的根，任何时候都要确保作品能够拥有。

　　第一，成为保护作品最有利、最得当的一种方式；第二，传统的装裱所使用的粘接剂和工艺使书画装裱具有可逆性；第三，传统书画装裱手段选用的材料，成品后的品质、样式均要高于其他装裱。

　　不久前，由安宁区文化馆历时两年普查、搜集、记录、整理的“传统书画装裱与修复”已列入第三批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张文军被公布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是继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文物文献修复师、甘肃省工艺协会理事、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诸多头衔后张文军增加的新身份，同时也成为张文军恪守传统书画装裱梦的又一个坚实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