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上海扬州帮装裱艺术名家费永明

　　作为中国书画文化传承的重要工艺手段，扬州帮装裱艺术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名家辈出，贡献甚巨，但至近世，由于时代的跌宕起伏，所从业者日益减少，扬州帮装裱业曾一度几近凋零。而身居海上的费永明先生，是扬帮装裱艺术的一代名师严桂荣先生之高足，得其亲炙，也是目前上海扬帮装裱艺术最重要的传人之一。费永明先生的从业经历，可以从中看到装裱艺术这一古老行业的兴衰与发展。

　　中国人历来重视书画的教化作用，而书画装裱是决定了书画性命的一件大事，古人称之为“司命”业。中国古代的书画装裱技艺，虽然有着二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但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考证，早在晋代以前，书画装裱技术并不成熟，而是到了南朝后才始臻完备。赵朴初说：“书画赖有装裱助，乃能挂壁增光辉。”到了唐代，呈现出繁荣的格局。日本奈良使臣来到我国学习书画装裱，唐太宗亲命张彦远面授技艺，从此我国的书画装裱工艺流传到了日本。

　　现代书画装裱的核心技术，其实也已经很古老，肇始于明代中晚期的扬州。明朝初年，由于元末的战乱，扬州的原住民只有十八户，（注解：《淮扬志》卷八。）而到了明晚期，扬州的人口已达八十多万。这时扬州的商业繁荣，文化兴盛，富商巨贾甚多，“新安最盛，关陕、山右、江右次之。”（注解：万历《扬州府志》卷二〇，风物志，俗习。）也就是说，徽商、晋商和陕西等地的富商都聚集在扬州。于是，扬州帮装裱艺术开始中兴。

　　扬州帮装裱这一概念，也就是肇始于明代中晚期的属地扬州。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消费非常普及，特别是扬州周嘉胄的《装潢志》刊行，普及了装裱技术，也极大地推动了书画装裱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从《装潢志》中了解到，中国书画装裱手艺的扬州帮、苏州帮之分派，就是在晚明，简称扬帮、苏帮。不过，当时的苏帮已经独领风骚。周嘉胄说晚明“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吴中千百之家，求其尽善者，亦不数人。”一方面可见装裱业在晚明的兴盛，一方面也知道，装裱业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也不多见。而扬帮最早的名师出现在清朝。据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叶御夫装潢店在董子祠旁。御夫得唐熟纸法，旧画绢地虽极损至千百片，一入叶手，遂为完物。”这段话极为精辟，“仿古装池”四字，旗帜鲜明地标明了扬帮装裱的特点，是擅长揭裱古画。也就是说，不管古旧字画多么破碎不堪，一经扬帮装裱，顿时起死回生，天衣无缝。

　　扬帮与苏帮，始终作为书画装裱的并蒂莲，争相辉耀。到了民国年间，由于上海成为了全国的经济、文化和收藏消费的重镇，于是出现了空前的艺术收藏高峰时期，书画装裱业应运而生，出现了鼎盛时期。据《民国书画断代史》云：即使在遭遇日军沦陷的1942年3月，上海的书画装裱店依旧有100余家，以苏、扬两帮为主，规模较大，还有本帮、广帮等装裱帮派也间杂其中。收藏家的共识是，历史上幸存下来的书画作品，如果不能遇到良工能匠，就会因损坏而被抛弃，隔断历史，所以装裱质量的优劣，实在是名家书画存亡的关键，因此装裱巧匠也被称为“画郎中”。

　　民国间的上海，涌现出一批装裱业的名家高手，以扬帮最为著名者，如刘定之、马老五、周龙昌等。陈巨来说：苏州帮书画装裱的特色是擅长精装，纸、绢画虽数百年而不损也；扬州帮能一经潢治，洁白如新。（注解：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扬州帮最核心的看家本领就是“仿古装池”，真正如同画郎中一般，“包治百病”。

　　陈巨来还介绍说：吴湖帆曾请上海“聚星斋”老板、扬帮装裱师马老五改装自己收藏的明代书法家詹景凤草书作品，由一幅大横幅，改为数条屏。改装完成后，由于马老五不识草书，误将“完”字拆开，所以又进行了第二次改装。虽然经过两次改装，依然做到了改旧如旧，丝毫也不能察觉改装的痕迹。

　　张大千曾赞赏扬帮装裱名师周龙昌说：“此人挖补功夫，已致神出鬼没程度，任何破碎，任何人物、山石、亭子等等，均可东搬西迁，无丝毫破绽可寻也。”他曾经装裱元人五百罗汉白描绢本手卷，从中割取十八尊罗汉像，“再仔细详看，又一无痕迹可寻，绢又一无损伤之形”，“所织之绢又经纬分明，一无剪补之形”。可见扬帮“仿古装池”的水平之高超。

　　上海解放以后，历史发生了转轨。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书画装裱行业在上海迅速枯萎。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装裱名师严桂荣先生似乎已经成为了硕果仅存的一位扬帮装裱大家。

　　费永明先生是江苏涟水县人，他的家乡距离繁华的古城扬州百余里。年轻时，他在家乡中学做过代课老师。他说，“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我吹来了上海。”为了糊口度日，他在上海文史馆租地开了一家书画装裱店。

　　费永明在上海从事装裱业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虽然百废待兴，但这个行业已经萧条了，老一代的能工巧匠大都已谢世，装裱业继承人也纷纷改行。干一行爱一行的费永明，只听说装裱大师严桂荣先生还健在。他说：“在当时，严桂荣先生是书画装裱界的泰斗，我非常期望能向他拜师学艺。”

　　严桂荣（1920—2011）江苏省镇江人。1935年十四岁时来沪拜“集宝斋”老板潘德华为师，专攻古旧书画修复，数十年间修复唐、宋、元、明、清代书画精品数千件。其中曾为上海博物馆精心修复国家特级、一级、二级文物三百多件，包括镇馆之宝、晋王羲之墨迹《上虞帖》唐摹本、明代宫廷画《岳阳楼》等。曾主持修复北京故宫博物院北宋名画《柳雁图》等。这些曾破损不堪的名画，经严桂荣之手修复如新，焕发出迷人的艺术光彩。

　　严桂荣先生是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经常来馆参加活动，这为费永明拜师学艺提供了有利条件。

　　费永明回忆说：“1994年间，我初次见到严桂荣师傅。严师傅当时刚从香港办展归来。虽是古稀老人，但他的身体很好，依旧是精神矍铄，意气勃发的样子。他主动来到文史馆裱画室察看我的工作。我当时并不认识他，馆里的任老师就悄悄跟我说：‘这位就是严老！’我一惊。师傅当时很有名气，但他待我很客气，笑着说：早就听说文史馆有你这么个青年裱画师，做事认真，为人谦虚……”这说明，严桂荣先生已经耳有所闻，而作为新生代的裱画师费永明至此进入了严先生的视野。上海文史研究馆每周都会举办馆员活动日，邀请名家严桂荣参加。而只要严师傅每次参加馆员活动日，总会找时间主动来到裱画室，找费永明聊聊天，看他裱画。有时候，严桂荣看到费永明裱画的手势不对，就会指点指点。若是遇见他在装裱重要的作品，严桂荣还会告诉他注意裱画的事项。

　　费永明说：“我当时非常认真地听取师傅的指点，记住他老人家的每一句话，因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所以每到馆员活动日，费永明都会特意打扫一下工作室，让纸、绢等材料码放得更整齐、更顺眼，屋子也更整洁更好看些。

　　记得有一年，上海文史馆要去新加坡举办馆员书画作品展，请来严桂荣师傅裱画。严桂荣亲自装裱的作品有高式熊老先生写的《正气歌》手卷，还有一张张善子画的老虎的旧画。整个装裱过程还都拍了录像。严师傅在裱画的过程之中，一丝不苟，十分认真。费永明当时一直紧跟着严师傅，还做了十分细致的笔记。这使他终生受益匪浅，感恩在心。

　　费永明说；“我对严师傅非常景仰，可在文史馆工作的几年间，虽得了严师傅的不少指教，却并不是他的正式徒弟。所以我的内心一直渴望着，能够给师傅磕头，正式向他拜师。”

　　费永明介绍说；“1997年国庆前，我离开了上海文史馆，在瑞金街道文化中心自己开了家小店。起先，师傅非常忙，我也不忍心到他龙门村家里去打扰老人家。后来，师傅见我人诚恳，一心专研装裱艺术，就对我有点另眼相看了。以后每次去严师傅家，我都是带着古画修复中的难题去请益，严师傅皆一一指点，从无保留。大概又过了一年的光景，他终于答应正式认我这么个学生。我满怀欣喜，却又不知如何是好。记得我曾特地跑到周退密老先生那里去请教，《门生帖》如何写法？回来后即裁好红纸，自己恭恭敬敬写好内容。隔日下午来到老师家，请师傅、师母端坐高堂，我磕头递上《门生帖》。当时只是一片赤诚之心，形式十分简率，竟未想到延宴隆请。幸喜师傅不以为意，把我搀起，好言相慰，自此我便安心做了师傅的徒弟。一瞬多年过去，师傅亦成古人。”

　　严桂荣当初对徒弟费永明所讲的一席话，似如警钟，一直长鸣在心。严桂荣说：“做个好的扬帮裱画师，其实只须记住两个字：‘老实’！这两个字先拆开来讲，‘老’字，是指我们吃饭的装裱手艺，它历史悠久门道精深，所以一定要好好学习，深刻领悟，才能学得过硬的本领在手；‘实’就是做事须踏实。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以工序论，一幅画至少须十几道工序，你不可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因为装裱画就是‘司命’业，事关中国文化的传承。在装裱师手里出了纰漏，书画的寿命就要大打折扣，那就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再把‘老’、‘实’两个字加起来，就是‘老实’！是指我们为人的品格，即待客要诚实，不能做鸡鸣狗盗之事。特别是讲究‘仿古装池’的扬帮装裱师，我们更应该洁身自好。”严师傅还曾嘱咐说：“书画装裱，看似手工活，其实是在延续历史。我们老一辈都将要离去，传承历史的责任，已经快要落在你们的肩膀上喽！”

　　严桂荣先生辞世后，师母将他生前所用之装裱工具，悉数赠予费永明，以示扬帮手艺的传承。

　　费永明先生是一位本分、踏实而又低调的人，显系他的性格使然，这也使得他的声名不闻于庙堂之上。但在我所熟悉的民间艺术收藏圈里，精明老道的收藏家们对于他的书画装裱手艺，赞叹有加。我曾亲见他以扬帮的装裱手艺，使看上去“求生无望”的古代字画们起死回生：那些破碎不堪的唐代经卷、宋代卷轴、明代册页，经过他的手重新收拾起来，顿时神采焕发，令人刮目相看。像费先生这种装裱水平，他处难见，堪称一流。他就是一位画郎中，望闻问切，默默地细心着他的工作。但是他工作的意义却不在小，不仅事关扬帮装裱艺术的传承，而且对中国书画艺术的保护与弘扬，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小觑。

　　一个人一生的成就高低，不分行业的贵贱，而常常取决于自己的态度。费先生热爱装裱业，把手艺当作事业来做，这使得他勇气倍增。三十年来，无论市场如何风雨飘摇，生意如何清淡，他始终沉醉在探索扬帮的装裱技术之中，不为射利风向所动。这便是他之所以成为上海扬帮装裱业名家的处世法宝。

　　费永明工作室位于上海闵行区的一座高楼二层。推门而入，就可见一排洁净的陈列柜，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他的师父严桂荣生前所使用的装裱工具。费先生总是温和地笑着，对来客说：“我特地做了这些柜子，将严师傅的工具陈列起来。我决心自己要继承其衣钵，好好把扬帮装裱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若是仔细再看，陈列柜中摆放的物品，远不止是严先生的装裱工具，在其他的陈列柜中，甚至还包括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纸、绢等装裱材料。这些陈列品，构成了中国装裱业发展历程的缩影。

　　费先生介绍说：“中国的字画装裱业，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扬帮、苏帮、京帮、本帮、广帮等等，都是手艺帮派，可惜在全国，至今还没有一家专门的装裱博物馆。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建成一家扬帮装裱的陈列馆，这对于回顾历史、普及中国装裱知识，推荐装裱技术的发展，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关于扬帮装裱的特点，费永明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说：“我作为扬帮装裱业的后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弘扬扬帮的传统、特点和精神。在所有装裱门派中，我认为唯有扬帮后面有个后缀‘仿古装池’。这个‘古’字有形而上的概念，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但在实践中，扬帮的传承人，是在本领域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不光手艺好，还应在收藏、鉴赏诸方面都要有精深的认识和修养，唯其如此，才不会把一件文物级的作品当工艺品来装裱，也不会把一件工艺品当文物来修复，所以字画装裱不是千篇一律的普通手艺，特别是扬帮，在为不同的作品诊疗过程，其实就是治病救画的作用。”

　　现已是上海扬帮装裱艺术名家的费永明，为了拓展视野，培养自己的鉴赏能力，提高装裱水平，常年徜徉于艺术品拍卖和收藏市场，自掏腰包搞收藏。新近，他还成为了上海闵行区的民建成员。费先生近日将向上海民建市委捐赠五件著名的派人士的书法艺术品：民国十八年《黄炎培书学易偶记》、《黄炎培书夏敬观先生哀词》；1973年胡厥文临怀素《自叙帖》、《毛主席诗词》；1974年胡厥文临孙过庭《书谱》。黄炎培和胡厥文先生都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书法艺术品所见不多，均是珍贵艺术品，具有重要的文物收藏价值。这些作品，均是他累年积攒的艺术收藏品，如今无私地奉献给社会。今年的九月十五日，费永明先生将在上海图书馆隆重举办他的首次展览。费先生嘱咐我作文，自是不敢怠慢。在下书此小文，以示贺喜。

　　孙炜先生系常年从事艺术收藏史研究的学者、作家，出版作品有《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民国书画断代史》、《石癖风流——陆质雅传》、《北堂长物——陆质雅旧藏齐白石印全谱》、《黄琪翔将军传》（香港版）以及长篇小说《拍卖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