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人物画家杜滋龄：当代画家不应忘记生活

 

杜滋龄。

 

 

《傣族少女》（1980年）。

 

7月5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会联合主办的“行者无疆——杜滋龄中国画作品展”全国巡展首站在广东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担任学术主持，《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葳担纲策展人。展览分为七个板块，以文献和作品相结合的方式，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杜滋龄的艺术历程以及多面探索。

 

杜滋龄，现任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水墨人物画家之一。“杜滋龄的艺术人生，是一代同龄画家的缩影。”盛葳认为，杜滋龄的作品有机融汇了西画与国画、北派与南派、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原本对立的范畴，推动了写意中国画，尤其是人物题材在当代的传承与开拓。

 

此次展览是杜滋龄从艺五十余年的首次大型回顾展，广州也是全国巡展的首站。展览结束后，展览还将赴山东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展出，于11月22日在中国美术馆收官。展览期间，杜滋龄向南方日报记者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

 

艺术路径

 

独辟写实人物画蹊径

 

杜滋龄早年凭绘画天赋与勤奋自学成才。上世纪50、60年代，他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创作不少连环画和文学插图作品。在本次展览的第一板块，展示了不少杜滋龄早年自学绘画的艺术成果，包括素描、写生、中国画、连环画等作品。

 

盛葳指出，观众可以从这些早期作品中，看到杜滋龄自主选择的艺术源流。哈定《怎样画人像》、蒋兆和《流民图》等带来的影响尤为深远。“自学虽然缺乏造型艺术方面训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这也回避了学院教育先入为主的输入，使杜滋龄的艺术创作能更多地建立在自己的兴趣和自由的基础上。”

 

由于成绩突出，多次在国内外获奖，杜滋龄受到著名画家叶浅予的赏识，并得到其悉心指导。改革开放后，杜滋龄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研究生班，也进入到全新的创作时期。

 

“西画与现代中国画的新传统，是杜滋龄早期的视觉和思想资源。”盛葳表示，中国美术学院“浙派”传统深厚。浙派根植于南宋院体画，更强调个人的笔墨修养和风格变化。本次展览展出的速写作品《傣族少女》，反映出杜滋龄对笔墨进行的新探索。“以《傣族少女》为例。尽管依然有着较强蒋徐体系的造型因素，但衣纹和肢体的描绘，让‘线’开始脱离为造型服务的局面，获得自主的生命。”盛葳说。而在杜滋龄后来创作的《闽南少女》《回眸》等作品中，他对水墨比例进行了更大胆的调整，使笔下的线条呈现亦“线”亦“面”的独特效果。

 

邵大箴表示，尽管在过去我国现代人物画的写实主义受到一些质疑，“但凭借通过水墨语言将人物画发扬光大的坚定信念，杜滋龄走出了一条个性独特的道路，使我国现代人物画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

 

艺术特色

 

以人民速写独树一帜

 

尽管经历过严格的学院教育，但杜滋龄从来不是一位“学院画家”，他的艺术始终建立在自己的经历跟体会的基础上。写生是他艺术创造的重要源泉。“程式化的中国绘画常常被人诟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门造车。”盛葳表示，杜滋龄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就利用闲暇时间去郊区写生。

 

在本次展览中，杜滋龄的写生作品所占比重超过了一半。1983年，杜滋龄第一次赴青海藏区泽库写生，留下了《藏族老妈妈》《藏族老人》《剪羊毛》等一批作品。此后30余年，他一直坚持赴藏区写生。此外，杜滋龄还到蒙、回、傣、苗、瑶、塔吉克、维吾尔、哈萨克、克尔克孜等民族中间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人物感情真挚和笔墨语言的浑厚而灵动的作品，包括《塔吉克姑娘》《风雪情》《帕米尔老人》等。“在形象刻画上，他尤其关注眼神的刻画，讲究画面和人物形态的整体感和单纯感。”邵大箴说。

 

“杜滋龄带来的最宝贵经验有三条：一是生活，二是速写，三是修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说。速写不离手、速写本不离身，是杜滋龄的艺术习惯。展览专门开辟“线的交响：杜滋龄的速写与写生”板块，集中展示杜滋龄的速写作品。他的速写作品，尤其在对“线”的运用方面十分引人瞩目，充满着艺术魅力。

 

杜滋龄也表示，养成于青少年时代的速写习惯相伴至今。“我把包装纸裁成64开连环画大小，装订成速写本放在口袋中，随手即画。”单单从2010年到现在，杜滋龄就完成了数十册速写本，堆起来足有一米多高。

 

■对话杜滋龄

 

“无论创作什么，主题都是大众”

 

南方日报：您从艺50余年的首次大型回顾展，为何选择广州作为首站？

 

杜滋龄：我从艺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所以一直没有办展览，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学习之中。我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严格，不愿意画几年就将作品拿出来，所以一直将个展拖到现在。说起广东，这里有很多我敬重的朋友，例如杨之光、潘鹤、陈金章、林墉等。广东是中国的美术重镇，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也留下不少经典之作，比如杨之光的《激扬文字》。同为人物画家，很想在画展上听到他的宝贵意见。可惜，杨先生一个多月前刚刚去世了，我感到非常遗憾。

 

南方日报：在您早年的学艺历程中，“自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您如何评价这些经历？

 

杜滋龄：与现在很多年轻人学画不大一样，我们这一代画家即使上过美术学院，大部分成绩都是靠自己实践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我们并不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们都是在任务中锻炼出来的。我在天津美术出版社工作，就会接到大量连环画、宣传画、插图等任务。为了画张思德，我就去了延安七八次。这个题材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直到前两年，我又重新画了一幅张思德。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以自学与实践为主。其中，速写与写生是我们训练基本功必不可少的手段。我在书画装裱机这方面受叶浅予先生的影响很大。我19岁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作为国画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一辈子速写本不离手。我也常常通过速写记录生活。我认为，这是绘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是用照相机等其他手段所无法取代的。

 

南方日报：面对今天年轻一代的画家，您认为，您走过的艺术道路能为他们带来哪些启发？

 

杜滋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装裱机成为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无论我们创作什么，主题都是人民大众。我认为，现在要求年轻人完全像过去一样的做法是不可能的。但年轻人不应忘记生活，应该要经常地到生活中去感受人民群众对时代的贡献，感受人民的精神面貌。我相信，这个艺术规律不会随时代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