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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甘肃】传统装裱师:书画艺术生命的延伸

文章出处: 人气:发表时间:2018-10-28 19:21

  有人说“三分画,七分裱”,装裱的质量关系着作品整体的品相和存续时间。若装裱考究精当,可使书画作品增辉添色,否则,会减弱作品的艺术气息。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书画装裱师在承继这一古老技艺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含量,甚至开始尝试开启更多的传承模式,给手下的每一幅作品留下更多艺术的韵味和生命尊严。

  8月初的西北师范大学校园内,美术学院的画室和张文军的装裱工作室并未受暑期的影响,依旧人来人往。

  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来装裱工作室的人大都与主人没有多余的对话,只是安静地放下作品或者拿上裱好的作品,稍微瞄上几眼,转身就走。张文军解释说:“书画的主人将期望与信任交与我,我在装裱的过程中同样没有辜负。”

  因为要参加一个重要的画展,有“范飞天”美誉的画家范兴儒老先生将它的新作《飞天追梦图》习惯性地托付给装裱师亦是老朋友的张文军。

  虽然二人已有15年的交情,但这次范老先生对自己的作品竟失去了应有的自信。首次尝试大面积使用加了胶的矿石颜料作画的范老先生,在听到张文军电话那头说托裱后确实有脱色后,老先生打了车匆匆赶来看画,几分钟后,他紧锁的眉头逐渐展开了,赞叹道:“颜色太漂亮了!”

  “装裱作品常常如坐针毡,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早已习以为常,但凡遇到残损严重的古旧字画修复,更是压力空前。”张文军有感而发。

  隔壁画室的学生,相继送来几幅同样画面的工笔画作品,技法的优劣显而易见,但张文军并不妄言,“我只做好装裱,作品不该存在高低贵贱、孰轻孰重。”

  在范兴儒老先生的眼里,“文军文化修养高、人品好、技术过硬,甘肃省怕是没有第二个”。

  文化修养对于传统书画装裱行业来说,是长久以来的软肋。一些装裱匠人仅从技术得到传承和学习,便可凭此谋生,使得装裱停留在手艺“活儿”的层面,对装裱之外在艺术上的追求下的功夫不够深,缺乏和书画艺术相得益彰的文化元素。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兰州,从民间传承的角度来看,装裱师自身文化素养的缺失,造成了这一行业确实存在代表性人物不多的现象。

  就兰州而言,从书画装裱可考的《淳化阁帖·明拓肃府本》来看,从事书画装裱的匠人从那时开始,极有可能涉入兰州本土这个行业了。

  在张文军的记忆中,师傅陈一珀出身于家传有序、绵延了六个多世纪的书香门第,又在其父亲——我国当代著名书画家陈伯希的熏陶下,自幼研习书画,文化底蕴深厚。在与师傅耳濡目染的交往中,张文军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除了要有扎实的技术基础,还应该用丰厚的文学修养、系统的专业知识来滋养自己的“技”外功夫。

  离开师门后,张文军于2007年赴北京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第一期古籍修复培训班,师从国家级古籍修复项目传承人杜伟生、张平两位老先生,并在空闲时间到琉璃厂找书画装裱业同行中的佼佼者交流学习。

  这一次的学习经历,让张文军眼界大开,并促成了两年之后再次赴京参加第一期古籍修复提高班之行。取经,打开了他对装裱艺术的另一个世界,他先后又到重庆、天津等地学习。

  中国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术是完全利用传统手工工艺,以宣纸、绫绢、浆糊、国画颜料为材料,以鬃刷、排笔、马蹄刀、水油纸、酱油纸等为工具,通过特有的程序,包括洗、揭、补、托、全、镶、覆、装等内容,完成的书画装裱修复工艺。

  装裱的作品包括中国传统的册页、手卷、立轴、对联、镜片等,利用传统技术装裱修复的书画作品可达到平、软、薄、光的特点,并能使书画作品延年益寿。

  尽管书画装裱在我国历史悠久,但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并不多。据最早记载,南朝宋的宣城太守,《后汉书》作者,著名史学家范晔,是我国装裱史上早期的装裱名家。

  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和历代名画,同时推动装裱技艺发展迅速,后流传日本等国。

  到了北宋,宋徽宗设立画院,装裱家列入官职,成为文思院六种待招之一,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宣和裱”(又称:宋式裱)的格式。这标志着我国书画装裱技艺传入民间,特别在明、清五百年间,装裱技艺成为设店裱画的专门行业,在江浙、北京、上海、广州、两湖、开封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驰名中外的书画装裱店铺。

  上世纪5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装裱业一度衰落。后来,一些文物单位设置了书画装裱机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书画装裱业一改往日沉寂,从业人员大幅增长,在装裱工艺及用料方面,亦进行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探索与改革。

  近年来,传统手工书画装裱受到机器胶膜装裱的冲击,兰州市场遭遇萎缩。曾经在是否要改作机器装裱的诱惑面前,兰州艺宝堂主人——汪波几经徘徊,终于下定决心,坚持走传统之路。而这期间,在雁滩古玩市场开装裱铺的阎良则选择了放弃,开始经营起画廊。

  从1995年开始,入驻西北师范大学装裱室至今整整20年,泊远轩的主人张文军始终不忘初衷,坚持走传统装裱之路。

  这个装裱工作室1986年创办,前后陆续七八次易主,传到张文军手里时, “墙的两米以上是黄的,表明这个区域没有裱过画,也就是说之前这个装裱室就没有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张文军说,看到这些,他莫名地陷入到深不见底的恐惧中,但同时,也似乎感觉到了空气中流动着的希望。

  张文军拿出一沓发黄的笔记本,虽然款式各异,可功能只有一个——书画装裱登记簿。粗略算来,20年间,经其手装裱的书画作品已有5万件左右。作品时间跨度唐宋元明清至今,作品种类从最珍贵的孤品到现在最普通的幼儿绘画。

  张文军说,这些年来自己没有特别深刻的感受,下个阶段也许更精彩。但是非要说一个,那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分内工作,宁可做行业标杆的出头鸟,也绝不委曲求全违背行业操守。

  “这些想法得到了我国古书画修复第一人徐建华老师的认可,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装裱室区别于其它装裱室的地方。”

  据估算,目前,兰州市从事书画装裱者中80%左右从事机器装裱,不足20%依然坚守在传统手工装裱领域。2010年,汪波在安宁区主干道临街租了个50多平方米的商铺,每天的客户络绎不绝,也有人会因为价格的问题,拿着作品离开。

  汪波与张文军年纪相仿,都是人到中年。两人的性格中,前者偏感性,后者偏理性,但都同时具备着书画装裱师突出的特点——有耐心。

  在传统书画装裱这个行业里,师带徒的传承模式作为主流流传至今。上溯到张文军的师父陈一珀,其师承敦煌人李福。因为家传源远,李福为国画大师张大千裱过画,并受其青睐。陈一珀的父亲陈伯希大概看中了老先生的过人之处,遂为长子选择了拜此人为师,为今后谋得一技之长。

  “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有,但很缺乏。”张文军说,造成这种急剧萎缩局面的原因是,高校设置专业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层面的需求出发,去优先培养那些社会紧俏的实用型人才,而对于一贯以锦上添花为特点的书画装裱行业来说,这种后续力量的积淀显然并不占优。当年同张文军一起学习装裱的师兄弟足有百余人,但现在改行者十之八九。跟随张文军学习传统手艺的学生现在掐指算来也有十余人,但凡坚持下来的,状况还都不错。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有学校开设了书画装裱职业技术培训模式,以及高校引进项目进行学术化学习。据悉,在山东书画装裱职业技术学院、南京莫愁职业学校及辽宁、河南等地的院校也都开设了装裱技术专业。中山大学甚至将在2015年开始招收“古籍修复与保护”专业硕士研究生。这对于全国古籍收藏达到5000万册,专业古籍保护人才仅约有900人的现状,是一个能看得到的解决途径。

  “在人才方面的探索初见端倪之后,书画装裱元素的及时更新,对于行业内的装裱师来说,也要有相应的敏感度。”张文军如是说。

  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前,书画装裱注重的是他的居室性,但之后,随着展览的增多,大多为西式风格的展厅,更适合白色的装裱材料,于是,这种被过去视为丧葬专用的不祥之色渐渐开始登上大雅之堂,甚至进入平常百姓家。这种装饰材料色彩上的突破,是大众情趣及审美文化变化的必然结果。

  要跟得上形势的变化,也要有对装裱艺术内核的执着坚守。为此,张文军举例说,传统书画装裱的三个特点就是它的根,任何时候都要确保作品能够拥有。

  第一,成为保护作品最有利、最得当的一种方式;第二,传统的装裱所使用的粘接剂和工艺使书画装裱具有可逆性;第三,传统书画装裱手段选用的材料,成品后的品质、样式均要高于其他装裱。

  不久前,由安宁区文化馆历时两年普查、搜集、记录、整理的“传统书画装裱与修复”已列入第三批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张文军被公布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是继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文物文献修复师、甘肃省工艺协会理事、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诸多头衔后张文军增加的新身份,同时也成为张文军恪守传统书画装裱梦的又一个坚实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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