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装裱的纵深故事千足银福字纪念币

　　日前，国家主席习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故宫文物医院体验了书画装裱工序中的重要环节——托画心。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当时手中所持的是明代董其昌的《仿古山水册页》与清代画家余穉的《花鸟图册》。一时间，中国书画装裱引得大众关注。

　　俗话说：七分画，三分裱。书画装裱是中国书画艺术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画特殊的展示方式。因为中国画不经装裱是不能直接用以展示的。画作本身只是一个半成品，必须通过装裱才能把书画艺术完整展现出来。

　　中国第一部装裱专著《装潢志》中说：“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现代名家傅抱石曾发表《裱画难》一文说：“作为一件艺术品，除了画面的艺术水平决定在画家而外，装裱是最重要的一关。”足见书画装裱在整个书画艺术中的重要性。

　　中国画以水墨为主，须使用渗水、晕化效果好的轻薄材料，宣纸和丝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笔墨不断选择的结果。这些画材都很轻薄，难以直接展示，若不装裱，除褶皱不美外，还可能出现虫蛀霉污，受潮结饼，导致彻底毁坏。

　　装裱就是把创作好的字画通过加一或多层纸、绫绢等材料，进行加固、衬托、美化，所用材料都经过防霉、防蛀处理，目的是强化艺术品的文化属性和审美效果。装裱就是“提新扶旧”：对新作，起到平整、衬托、美化的作用；对旧画，起到修补、重生的作用。但事物总有两面性，装裱也有风险。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特别提醒道：“装潢非笔墨家事，而俗手每败坏笔墨，不可不慎。”

　　中国书画装裱的基本式样有几类：手卷（一般指卷起来可以横向展开的较长的画）、册页（装订成册的小型画稿）、中堂（供古代堂屋悬挂使用的画）、横批（横长竖短的画幅）、条屏（上有天竿、下有轴头的竖挂的卷轴画或者装在镜框里的竖画，一般有二、四、六、八、十二条屏等）、镜心（又称镜片，用于装框小幅作品，是现在人们最普遍的使用方式）、扇面（打开的折扇或圆扇面形的画）、对联（左右两侧对应的竖条字画）等等。

　　中国书画的装裱最早可以从简册算起。简就是用竹、木加工成平面条状用于写字，册则是用绳子把简连缀成卷或者来回叠放成“册”。后来有了比竹木更为轻便的丝帛，这种装裱方法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手卷卷轴装和册页。

　　帛作为丝织品在中国至少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1973年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和1972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帛画，上缘都有竹条，两端有丝线以便悬挂，已近乎后世中堂形式。

　　帛在中国古代大致流行了七八百年，直到纸张发明并广泛使用。到了南北朝时期，装裱技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南朝的范晔是今天已知的最早的装裱专家。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古老书画作品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敦煌藏经洞中封存的经卷最早的也是隋唐时代的，其装裱方式多以托背卷轴方式。这些都证明了“装背不佳”使得更为古老的书画难以长时间保存。

　　史载，南朝梁武帝把收藏到宫中书画重新整理装裱。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皇家书画装裱。到了隋代，隋炀帝把皇家收藏画作分为三个等级，用不同的装裱来区分。至唐代，官府中已设立装裱匠专职官方装裱。

　　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成熟时期，宋代的皇家画院也是中国历史上艺术水平的高峰。书画装裱的成熟，促进了书画创作的繁荣。皇家不仅设立了为艺术服务的专门机构“文思院”，还为装裱人员安排官职“提举官”。一些著名的文人艺术家苏轼、米芾、王诜等都自己动手装裱。宋徽宗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要求精严的装裱格式，史称“宣和裱”。稍后，还对装裱的操作技术也做了规定，沿用至今的“蝴蝶装册页”和“横批”等装裱式样都是那时发明的。

　　南宋时期，书画分为代表皇家画院的院体画和代表文人士大夫的文人画，书画装裱也相应有了“宫廷装”与“民间装”，两者的装裱样式、尺寸与用料均不同。元代后期专设了宫廷机构管理装裱书画。南宋皇室南迁，使得南方苏、杭一代装裱兴起。《装潢志》记载：“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这就是以精工细作为特色的“苏裱”。到清代康乾年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北京琉璃厂古玩、字画街区，出现了古朴庄重的“京裱”。“苏裱”“京裱”成为中国书画装裱南北两个主要流派。

　　现当代书画装裱有两位代表性人物。傅抱石在《裱画难》中推崇当代裱画大师南北“二刘”，“南”是刘定之，“北”是刘金涛。画家选择装裱师，实际就是选择自己作品创作的合作者。

　　刘金涛有两件闻名的事迹。一是1942年，为帮助蒋兆和装裱九丈长的《流民图》，刘金涛借用了琉璃厂各家的门前场地，才得以完成。后来《流民图》被侵略者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是刘金涛修复重裱。蒋兆和在历经沧桑后，专门为刘金涛画像以感谢纪念。另一件事是，被徐悲鸿视之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历经战乱和偷盗，这幅传承千年的旷世杰作已是破败不堪，其中最明显的是女性的脸都成黑色了。刘金涛妙手回春，怎样自己装裱字画居然把这张古画重新装裱得焕然一新。进入21世纪，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整理出徐悲鸿上千幅素描，八旬高龄的刘金涛又担重任主持装裱。廖静文感慨说：徐先生的画必须让刘金涛裱才放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装裱的现代科技手段日渐丰富，普通群众对书画装裱的需求日益高涨。随中华文化发展而来的书画装裱，已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名片。

　　中国画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画种，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民族艺术传统，书画装裱在当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为了使中国画传统更加深入人心，中国美协和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文联等合作，创立了中国美协杭州中国画双年展，近三届都是以中国画的装裱形式为主题，以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意义。该双年展艺术总监、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表示，之所以用中国画装裱形式来作为办展主题，就是为了“向传统接续生活，让传统活在今天”，强调对中国画传统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传承，这也是中国书画装裱方式的人文内涵所在。

　　日前，国家主席习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故宫文物医院体验了书画装裱工序中的重要环节——托画心。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当时手中所持的是明代董其昌的《仿古山水册页》与清代画家余穉的《花鸟图册》。一时间，中国书画装裱引得大众关注。

　　俗话说：七分画，三分裱。书画装裱是中国书画艺术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画特殊的展示方式。因为中国画不经装裱是不能直接用以展示的。画作本身只是一个半成品，必须通过装裱才能把书画艺术完整展现出来。

　　中国第一部装裱专著《装潢志》中说：“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现代名家傅抱石曾发表《裱画难》一文说：“作为一件艺术品，除了画面的艺术水平决定在画家而外，装裱是最重要的一关。”足见书画装裱在整个书画艺术中的重要性。

　　中国画以水墨为主，须使用渗水、晕化效果好的轻薄材料，宣纸和丝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笔墨不断选择的结果。这些画材都很轻薄，难以直接展示，若不装裱，除褶皱不美外，还可能出现虫蛀霉污，受潮结饼，导致彻底毁坏。

　　装裱就是把创作好的字画通过加一或多层纸、绫绢等材料，进行加固、衬托、美化，所用材料都经过防霉、防蛀处理，目的是强化艺术品的文化属性和审美效果。装裱就是“提新扶旧”：对新作，起到平整、衬托、美化的作用；对旧画，起到修补、重生的作用。但事物总有两面性，装裱也有风险。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特别提醒道：“装潢非笔墨家事，而俗手每败坏笔墨，不可不慎。”

　　中国书画装裱的基本式样有几类：手卷（一般指卷起来可以横向展开的较长的画）、册页（装订成册的小型画稿）、中堂（供古代堂屋悬挂使用的画）、横批（横长竖短的画幅）、条屏（上有天竿、下有轴头的竖挂的卷轴画或者装在镜框里的竖画，一般有二、四、六、八、十二条屏等）、镜心（又称镜片，用于装框小幅作品，是现在人们最普遍的使用方式）、扇面（打开的折扇或圆扇面形的画）、对联（左右两侧对应的竖条字画）等等。

　　中国书画的装裱最早可以从简册算起。简就是用竹、木加工成平面条状用于写字，册则是用绳子把简连缀成卷或者来回叠放成“册”。后来有了比竹木更为轻便的丝帛，这种装裱方法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手卷卷轴装和册页。

　　帛作为丝织品在中国至少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1973年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和1972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帛画，上缘都有竹条，两端有丝线以便悬挂，已近乎后世中堂形式。

　　帛在中国古代大致流行了七八百年，直到纸张发明并广泛使用。到了南北朝时期，装裱技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南朝的范晔是今天已知的最早的装裱专家。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古老书画作品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敦煌藏经洞中封存的经卷最早的也是隋唐时代的，其装裱方式多以托背卷轴方式。这些都证明了“装背不佳”使得更为古老的书画难以长时间保存。

　　史载，南朝梁武帝把收藏到宫中书画重新整理装裱。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皇家书画装裱。到了隋代，隋炀帝把皇家收藏画作分为三个等级，用不同的装裱来区分。至唐代，官府中已设立装裱匠专职官方装裱。

　　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成熟时期，宋代的皇家画院也是中国历史上艺术水平的高峰。书画装裱的成熟，促进了书画创作的繁荣。皇家不仅设立了为艺术服务的专门机构“文思院”，还为装裱人员安排官职“提举官”。一些著名的文人艺术家苏轼、米芾、王诜等都自己动手装裱。宋徽宗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要求精严的装裱格式，史称“宣和裱”。稍后，还对装裱的操作技术也做了规定，沿用至今的“蝴蝶装册页”和“横批”等装裱式样都是那时发明的。

　　南宋时期，书画分为代表皇家画院的院体画和代表文人士大夫的文人画，书画装裱也相应有了“宫廷装”与“民间装”，两者的装裱样式、尺寸与用料均不同。元代后期专设了宫廷机构管理装裱书画。南宋皇室南迁，全自动装裱机使得南方苏、杭一代装裱兴起。《装潢志》记载：“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这就是以精工细作为特色的“苏裱”。到清代康乾年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北京琉璃厂古玩、字画街区，出现了古朴庄重的“京裱”。“苏裱”“京裱”成为中国书画装裱南北两个主要流派。

　　现当代书画装裱有两位代表性人物。傅抱石在《裱画难》中推崇当代裱画大师南北“二刘”，“南”是刘定之，“北”是刘金涛。画家选择装裱师，实际就是选择自己作品创作的合作者。

　　刘金涛有两件闻名的事迹。一是1942年，为帮助蒋兆和装裱九丈长的《流民图》，瓦楞纸皮自动点数机刘金涛借用了琉璃厂各家的门前场地，才得以完成。后来《流民图》被侵略者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是刘金涛修复重裱。蒋兆和在历经沧桑后，专门为刘金涛画像以感谢纪念。另一件事是，被徐悲鸿视之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历经战乱和偷盗，这幅传承千年的旷世杰作已是破败不堪，其中最明显的是女性的脸都成黑色了。刘金涛妙手回春，居然把这张古画重新装裱得焕然一新。进入21世纪，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整理出徐悲鸿上千幅素描，八旬高龄的刘金涛又担重任主持装裱。廖静文感慨说：徐先生的画必须让刘金涛裱才放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装裱的现代科技手段日渐丰富，普通群众对书画装裱的需求日益高涨。随中华文化发展而来的书画装裱，已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名片。

　　中国画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画种，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民族艺术传统，书画装裱在当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为了使中国画传统更加深入人心，中国美协和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文联等合作，创立了中国美协杭州中国画双年展，近三届都是以中国画的装裱形式为主题，以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意义。该双年展艺术总监、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表示，之所以用中国画装裱形式来作为办展主题，就是为了“向传统接续生活，让传统活在今天”，强调对中国画传统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传承，这也是中国书画装裱方式的人文内涵所在。装裱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