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位高手如何演绎从油漆匠到书画大师的逆袭

　　仇英，生于明代正德初或弘治末年，卒于嘉靖三十一年，字实父，号十洲，原籍江苏太仓，后移居苏州。仇英出身寒门，幼年失学，曾习漆工，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少有的平民百姓出身的画家，并与诗书满腹的沈周、儒家风范的文征明、风流倜傥的唐寅齐名，成为画史上“明四家”之一。

　　在这群文人画家里，仇英也许是一个小小的异数。他是匠人出身，后来以画为生，一生都专注于此。他不善诗文，也不精于书法，在重视“画外功夫”的当时，也仍在画坛有自己的一席位置，与儒生才子们并身于明四家的行列里，是当时少有的纯粹因画画本身而得名的画家。

　　关于仇英，历史里留下的记录很少。作为明四家之一，他不像其他三位那样，种种生平记载都在册。后人想要知悉他的生卒年月，还要在他人在他画上留下的题跋中推敲。

　　仇英的作品，几乎从不在画中题写诗文，只是简约的签署名款，甚至连年款都极少题写，之所以如此，或许出于几种原因：一、收到恩师周臣的影响。综观周臣传世作品，题款极少见到诗文，大多仅题“东村周臣”，且在不起眼的石隙边角；二、其他的吴门画家的诗书太强，自身诗书修养欠缺，为了藏拙而不得已为之；三、取法宋元创作模式，出于形式需要。仇英擅人物画，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吸收南宋马和之及元人技法，笔力刚健，特擅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

　　仇英一般不在画上留下什么文字，名款也总是小小的，“实父”是他的字；其中一款印章是葫芦形状，里头刻的是他的号“十洲”。

　　他不像唐寅，在坊间留下了许多韵事，也不像文徵明那样有名望。他的一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自己的画上留下的名款“仇英实父制”也总是藏在角落里，小小的一个，不打眼。

　　仇英在江苏太仓一个普通家庭里出生，家境不是太好，“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独自到苏州城学习，一边当漆匠，一边学画。大概因为常流连苏州街头的书画装裱店和买卖书画的古董店，后来他在那儿认识了文徵明。文徵明很喜欢他，也很惊讶——仇英自己琢磨出来的扎实的笔头工夫与他出身之间的落差，让文徵明对他的努力与才华更为佩服。

　　结识文徵明是仇英人生里的一个小的转折，他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漆匠成为了画匠。正德十二年的时候，文徵明邀请了他一起绘制《湘夫人》，那年文征明四十八岁，而仇英也才二十岁上下，刚摆脱漆匠的身份专心学画不久。但当时文徵明让仇英设色，改了两次都不满意，最后就自己上手了。这件事对仇英来说大概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可能也是仇英对用色钻研得深，也很痴迷的原因。

　　仇英后来在设色上达到的高度后来很少人能超越，很少人能把赭石、太白、石青、石绿这些颜色搭配得那么好，典雅又简淡。

　　文徵明还是十分照顾这位后生，赴京时将仇英托付给了周臣，仇英就这样开始和周臣学画。周臣也是唐寅的老师。文徵明的影响，周臣的指点加上仇英自己的努力，让他习得了一身好武功：周臣给了仇英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在技巧上获得了绝对的精巧，就像习武者在江湖上站稳了脚跟，而从文徵明处学来的那种含蓄而优雅的风格，如同大侠有了剑，让仇英有了成为大师的可能。

　　在画史上，董其昌是个严苛的评论家，作为文人画家，他多多少少觉得仇英是画工之流，学识不够，但也不得不承认仇英手上功夫的了得，尤其是仇英的青绿山水。

　　中国的青绿山水出现于魏晋时期，经过宋代画家赵令穰、赵伯驹的发展，到元代赵孟頫“托古改制”，青绿山水开始有了人文气息，然而至此，青绿山水仍然不是绘画的主流。明中后期，诗书画结合的文人山水很时髦，但在青绿山水方面有成就的画家仍旧不是太多，沈周和文徵明确实画了不少很具文人气息的小青绿山水，但在吴门中，大青绿画得最好的，还是仇英。

　　传统里，青绿山水的兴起，往往与当朝者对道教的推崇有关，所以不少青绿山水画里，都会描绘仙山道观，总有些神秘虚幻的色彩；而因为青绿山水颜色艳丽，如果画者不慎重，也容易流俗。仇英保留了青绿鲜妍用色的同时，着力烘托画里可居可游的氛围，于是他的青绿山水不是与人相隔的存在，是真切与人相亲的自然。

　　比如最有代表性的大青绿山水《桃源仙境图》，山峰都用石青、石绿点染，绿得很完全，用水晕开来，色彩饱和度被降低了，于是也就有了秀美的气息。树枝用混了墨色的赭石勾勒，叶子则用花青上色，树丛显得郁郁葱葱。画里高士穿着醒目的白色袍子，在林洞里弹琴、听琴。画面柔美也静谧。